廖靖靖读《唐虢国夫人》︱多面伊人：虢国夫人与她的时代
《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李志生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总社2023年3月出版，266页，78.00元性别作为一种社会身份属性，从古至今影响着女性生活。古代史书中的女性往往以男性的母亲、妻子或女儿的身份被记载，由于依附地位不可否认，故而女性的“失语”状态也是一种客观存在。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均沦为男性的陪衬与背景，无关家国兴衰与历史走向。以唐代为例，长孙皇后、武则天、上官婉儿、太平公主都曾打破性别之“镣铐”，在政治舞台上发挥自己的能量，在传世文献甚至官修正史里留下专属篇章。因此有学者将唐代称为“红妆时代”。在这样的时代，有一位女性颇为神秘，以她为主角的画作流传至今，却无人知晓她是画中何人；《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宋人笔记、元明清诗词、戏曲都诉说着她的故事，但难免各执一词、情节冲突：她是皇帝盛宠的外戚，曾被指为引发安史之乱的罪魁祸首，也是后世不断书写、赞美的天真女郎、绝代佳人。她就是唐虢国夫人。《虢国夫人游春图》，故宫博物院自唐至元、明、清各代，史料里多样且矛盾的描述汇集于虢国夫人一身，塑造着警醒帝王的女祸典型，勾勒出不流于时俗的古代名姬。一位历史上的真实女性为何承载着如此复杂的“身份”，她究竟有怎样的人生故事，经历过哪些政治风波，是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胡适语）？北京大学李志生先生的新书《唐虢国夫人：文本与日常生活》（以下简称该书）从纷繁杂沓的文献中厘清历史与演义、真实与虚构，追索不同时期文人眼中的虢国夫人，从史料碎片里还原出天宝时期的李杨之爱与安史旧事，以及唐代女性的日常生活图景。天宝变局：无声胜有声的“从属者”虢国夫人出于弘农杨氏，远祖为汉太尉杨震，是当时公认的名门望族，还与武则天的母族有远亲关系。按照关中高门之间的通婚之风，她嫁给河东裴氏。在三十岁之前，她没有因旧族门第、父祖的政治地位或夫君的官声在历史上留下太多痕迹。她的腾达是源于妹妹杨玉环的专宠。开元末（740）至天宝初年，在唐玄宗敕令杨玉环出家为女道士，道号“太真”时期，包括虢国夫人在内的杨氏三姐妹便从蜀地来到长安。由于丈夫裴氏去世，为早寡的虢国夫人除却婚姻约束，她与玄宗的关系逐渐亲密，是杨玉环三位姐姐中最受宠爱者，不仅获封国夫人的称号，还获得出入宫廷的特权，过上了顶级贵妇生活。虢国夫人在宫廷的“美好时光”持续到安史之乱爆发前。《杨贵妃上马图》，美国弗利尔美术馆该书对虢国夫人的论述从她的死亡开始。至德元载（756）六月十四日，杨贵妃于马嵬驿兵变中香消玉殒。当人们感叹“宛转蛾眉马前死”“花钿委地无人收”时，杨氏的族人也已被诛杀殆尽。马嵬坡下泥土中，同样洒落着虢国夫人的鲜血。作为杨贵妃的姐姐，杨国忠的堂妹，虢国夫人的结局如何，史书存在着有不同记载，一说她在逃命途中自刎，死而未果，被追兵俘获，关入监狱，因为喉咙失血过多、凝结导致窒息身亡；另一说认为她被乱兵所杀，速死，并未经历被俘入狱的痛苦（参《旧唐书》卷五一《后妃传·杨贵妃》与卷一〇六《杨国忠传》）。我们不清楚这两种甚至多种的“死法”描写，是否源于史家的曲笔，但可以肯定的是，虢国夫人结局惨淡，而史书加以渲染的背后，是史家对安史之乱祸首之一的愤恨。此恨绵绵，安史之乱是唐代由盛而衰的转折，也是中晚唐文人、士大夫共有的噩梦：安禄山、史思明叛军对唐帝国气运带来巨大冲击，唐玄宗仓皇出逃入蜀，八年战乱导致山河破碎，朝廷威望渐减、藩镇割据之祸暗涌。因此，曾经站在政治核心圈的唐玄宗、杨国忠、李林甫、杨贵妃等皆被后世责难。虢国夫人无疑是与他们有牵连的上层人物，她在天宝时期享受的奢靡、特权、专宠都被归结为引发安史之乱的原罪。但是，她到底在政局变动中充当怎样的角色，如何干预政治，是否与安禄山发生过关联，在有关这些问题的历史书写中，掺杂着性别因素、政治因素，甚至是对过往场景的辉格解释……正如刘静贞教授的精辟总结：“我们所能得到的资料往往是男性知识人书写的文辞字句，在一种非以女性为其论述主轴的情况下，所出示的只言片语，而且十分地零散隐微。”（《历史记述与历史论述——前后〈汉书〉中的王昭君故事辨析》，收入邓小南等主编《中国妇女史读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而该书正是在尝试将这些碎之又碎的材料整合、重塑出天宝人物、安史旧事的原貌，让被放置于“从属者”位置的女性发出声音，恢复“能动性”。通过李志生先生的考证，虢国夫人生平“隐”和“显”的两部分都变得通透。“隐”的一面，虢国夫人与杨贵妃如影随形，她以女性外戚的身份来到长安，被唐玄宗封为国夫人，获得自由出入宫廷的特权，安享每年千贯的脂粉钱、紫骢名马、金翠车乘、四方奇货与华丽豪宅。作为“诸杨”之一，她像杨贵妃的“影子”，随着杨妃曼衍滋繁的文本被记录，来烘托其妹的人物形象，参与杨家的悲喜荣辱。杨妃喜着黄裙，虢国夫人也穿上黄罗帔衫；杨妃擅长弹琵琶，虢国夫人也勤学抚琴。而扫除杨贵妃高光下的“阴影”、脱离“姐妹情谊”的模板，该书又特别注意到“女性差异”，即虢国夫人的能动性（agency）与自我感受（self-perception），这是她“显”的一面（38页）。《新唐书》描述虢国夫人“靓妆盈里，不施帏障”（卷七六《后妃列传》），每次进宫都与杨国忠并驾齐驱，在百名侍从的护卫与簇拥下，对围观人群肆意炫耀自己的美貌与权势，全然不顾礼教中妇人出行必须有障幕遮蔽、防止身体被窥视的规定。骄蛮、放纵且自我，虢国夫人彰显的性格让她在杨家姐妹中备受关注，当女子们以浓妆艳抹为美，忙于敷铅粉、画黛眉、涂胭脂、点朱唇、贴花钿、描斜红时，虢国夫人特立独行，“却嫌脂粉污颜色，淡扫蛾眉朝至尊”（《张祜诗集校注》卷五《集灵台二首·其二》），凭着对自身容貌的绝对自信，以淡妆见天子，博取恩泽。《宝相花纹黄底纬锦》，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唐木俑及面部化妆临摹图经由李志生先生妙笔还原，虢国夫人不再是抽象意义上的“人”，而是揭开正史遮蔽后显露出的生动且真实的人物。虢国夫人是唐玄宗执政晚期的亲历者，但史书中鲜少留下关于她的直接记载，但她的境遇、言行无不反映着所处时代的政治生态、朝廷格局、乃至皇帝决策。正是玄宗对身边妇女的“防”，让虢国夫人的特权与政治始终保持距离，没有明显的干政、预政，防止女性外戚形成影响“王言”的权力实体；也是玄宗的“用”，让虢国夫人有机会突破礼俗与法规，“恩宠声焰震天下”（《新唐书》卷七六），成为天宝盛世的亮丽装点。王朝的奢靡腐化与社会风气的开放活跃交织于这位顶级贵妇的身上，成为唐朝走向衰落、暗淡的前兆。豪荡且天真：被塑造的虢国夫人生前极尽荣华，身后仍被记忆和书写，有关虢国夫人的文本从唐末五代到明清一直在衍进。相较以往人物史研究止步于所属断代，该书采用长时段的研究法与“通体”的视角，遍考四十七种相关文献（唐代十八种，五代三种，宋代十二种，金代一种，元代四种，明代两种，清代七种），利用正史、小说、时人笔记、诗词、戏曲等多类型的材料全面呈现虢国夫人的历史形象如何在不同时期被生成、重塑和改写。在大量史料的佐证下，我们得以见证唐代女性由个体转变为概念化模板、符号的历程；层累的叙事、细节的增衍里，虢国夫人如同多棱镜折射出不同文本的史料价值、史家旨趣、文人情怀。其中有两类书写格外引人瞩目，一是被极力描写的“豪荡”，二是以花为喻的“天真”。前者代表着儒家女祸观审视下士人的持续评判，后者则是受众对历史人物的意向化“提炼”，虢国夫人的美由此脱离史学的褒贬，成为文学作品抒发情感的载体。《簪花仕女图》，辽宁博物馆豪荡外戚，本不属于中国古代语境中“红颜祸水”的内容。史料中美丽妃后对昏聩国君的魅惑，伴随着酒色、歌舞、享乐，导致亡国、乱世的结局。但虢国夫人既不是后宫妃嫔，在最初的记载中也没有与皇帝产生明确关系。李志生先生精准地抓住这一新的“祸患”典型，探讨虢国夫人在文献的书写里如何背负起杨家外戚的集体罪责，又怎样在宋代士大夫反思唐史的过程中被斥责为不守家道的外戚、不守妇道的女性。而社会背景是理学在北宋的形成，理学强调“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二程集》）。宋代士大夫一方面常怀忧患，试图从唐朝的灭亡中汲取经验；另一方面严守理与德，以男性为中心讨论历史上的女性，致力于塑造“列女”与“贤媛”的正面案例，定立道德、知识、顺从的评价标准。国家编纂的正史与类书，如《新唐书》《册府元龟》《太平广记》等都不同程度地将虢国夫人僭越制度、扰乱秩序与王朝走向晦暗进行关联；把她放荡的私生活一步步放大和细化，增加且突显她蛮横、奢靡的诸多故事；甚至出现了她参与政治事件的描述，相关细节如收受官员贿赂、协助杨国忠获得皇帝重用、与安禄山结拜、阻止玄宗禅位、力劝玄宗避乱入蜀地；最后，直接将虢国夫人视为安史之乱三位祸首之一。宋人感叹：“开元之际，几致太平，何其盛也”，唐玄宗“败以女子”，“溺其所甚爱，忘其所可戒，至于窜身失国而不悔”，“可不慎哉！”（《新唐书》卷五《玄宗纪》）《女史箴图》，大英博物馆与宋代文本将虢国夫人深刻卷入天宝政局不同，元明清诗歌把她推崇为“花仙”，逐渐脱离贵妃姐姐的特殊身份、走出唐玄宗的荣宠、与政治风云告别。在文学的世界里，她不施粉黛、天姿国色、自是倾城，成为素颜美人的代表。从“淡扫蛾眉”到“素面朝天”再到不流于世俗、怀淡泊之志，到明清时期，文人们的集体书写赋予虢国夫人新生，她与花卉的素美映照，被比为海棠、红梅、白牡丹、梨花、白莲花、木芙蓉等，成为天真无邪、幽独高洁、清芳自守的化身，受到正面颂扬。男性知识人如刘兼、李曾伯、徐渭等多以虢国为典，抒发对仕途不畅的郁积，表达自己不慕荣利、清空淡远的内心（如《海棠花》《声声慢·赋红梅》《闻人赏给事园白牡丹三首》）；女性知识人如郑允端、屈秉筠、吴绡等更关注虢国之“美”，以之表现自己的情趣与文笔（《白芍药》《杏花二首》《月下白莲花》）。美人符号之下，儒家男主外、女主内的性别规范显见：男性始终不忘政治情怀，女性知识群体则拥有了从己身出发、定义与重审古代名姬的机会。隐秘而璀璨：“她”视角下的唐代日常生活随着安史之乱影响的远去，虢国夫人文本的递进呈现出两个方向：一、政治劝谏主旨下的负面女祸典型，二、感物寄怀咏叹里的正面美人代表。这些或褒或贬的文字还保留着她的日常生活：交往、消费、衣食住行，是今人了解唐代社会生活难得且完整的案例。李志生先生亦就此展开诸多新颖、生动、深刻的探索，解构贵族女性背后的国家经济、京城百态、精神风貌与性别观念。遥远时代的真实人物是历史的一部分，正如罗新教授在《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北京日报出版社，2022年）进行的实践，以女子王钟儿之眼去观察她身处的时代，使“事件”退位，让渡于“人”，完成一滴水珠“渐渐变成一个小小世界”的尝试。虢国夫人无疑也是浩瀚历史长河中各领千秋的滴水之一，她的事迹既盘缠于宫廷、皇室、男性高位者眼前身后，也漫溢在都城长安，成为街头巷议里的传奇女子、时尚妇人的模仿对象。通过她的人生史，我们可以体验唐代的节日，上元节秉烛夜游、三月三纵马踏青；抚摸唐代罗绮的丝滑，品尝中古时期的珍馐——龙肝、凤髓、鲤尾；探访靠近宫城和官衙的高级住宅；通感当时女性的生活空间、礼仪观念、生育倾向、教育程度。正如李小江老师所言：“女性的文化遗存遍布人类生活各个领域，与生命史、日常生活史、部族和民族的历史以及心灵史、人类情感和审美的历史密切相关”（《李小江评〈漫长的余生〉：螺蛳壳里“筑”道场》，《上海书评》2023年3月14日），政治风云之外别有洞天。李志生先生对虢国夫人的考证缘起于对中国古代日常生活的研究。伊人多面，虢国夫人的故事虽然已隔千年，历史表述与文本衍进中的她依旧明艳动人；红妆时代，社会各阶层的女性都能在一定程度上彰显自身的主体性与能动性，“非典型”女子和她们的故事被记录与流传。祛魅善恶、美丑、贤佞的道德评判，还原一个饱满、全面、多样的人物，该书为挖掘古代女性研究之“真”开创新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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